反思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多年来我们一直靠出口和投资两套马车来维持中国经济连续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国GDP已经从1978年的0.36万亿增加到1988年的1.49万亿，从1997年的11.67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24.66万亿，依次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但是人均GDP仍然很低，从2007年数据来看，人均GDP仅为2280美元，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排名世界100位以后。

　　先看出口。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7年就已达到15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一直以来中国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积极招商引资，给出口企业无数的优惠，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承担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的代价，生产出在价格上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将其源源不断卖到国外换来美元。当我们的政府、媒体、人民一天天陶醉在日益增多的外汇储备美元而自豪时，殊不知这些美元只不过是美国政府无限制发行的信用货币，更没有意识到辛辛苦苦换来的美元正在因为美国过度的货币发行而高速贬值，而且这种贬值还看不到尽头。如果我们手上持有少量的美元，那么我们很容易抛售美元，规避贬值风险。但是当我们手上持有15000亿美元以致今日1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时，我们就只能服服帖帖就范。我们卖美元就会把美元的汇率打得更低，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乖乖地承担了为美元“护盘”的角色。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错误地认为，抵御未来的国际金融风险就要多多保有外汇储备美元，这背后实际上是重商主义在作祟。

　　再看投资。中国的内需一直不足，因为老百姓的住房、教育、医疗的问题政府难以解决于是推行市场化，所以老百姓除了温饱问题解决后大多把钱存入银行以备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内需不足经济很难快速持续发展。为刺激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统的财政政策主张收支平衡，最好略有节余，而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是赤字财政政策，国家借债进行投资，以此带动个人增加消费；另一方面，凯恩斯货币政策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用适度的通货膨胀刺激投资和个人消费；上述两项政策都可促进经济发展。同美国当年一样，政府投资非常有效带动消费增加，GDP增长效果立竿见影。但问题是若干年以后，事实会证明，用凯恩斯理论实施的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出现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通货膨胀。上世纪70年代的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否定了凯恩斯理论，认为其宏观政策没有任何有益的效用，证明通过发行货币国家投资早期带来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并不会增加利润，也不会刺激经济，而只会引起物价上涨。

　　从金融领域看中国发展战略

　　我国正步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面对美元洗劫世界，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该当如何应对呢？“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斯蒂格利茨语）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世界货币体系多极化将不可避免。美元近年来的走势已经呈现出疲软态势。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欧元近年来持续走强，对美元汇率不断攀升。2000-2007年底，欧元兑美元升值约80％，从1欧元兑换0.82美元左右升值到1比1.47左右，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欧元所占有的份额也大幅上升到超过25％。去年，在美国本土爆发的次贷危机刺激美元进一步走弱。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也许预示着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的逐渐消亡，而多极化货币将逐渐成为世界货币的主角。

　　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我们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掌握好恰当的改革顺序。首先是大力改善国内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国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逐步实现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金融一定要向民间开放，这是提高中国金融未来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而且早开比晚开好）；其次是加强汇率改革，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第三，在时机成熟后，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使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成为世界性货币之一。

　　在人民币成为世界性货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仿效欧盟，首先在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形成确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并逐渐扩散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最终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确立货币的一体化，使人民币不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成为世界性货币的一极。

　　这个过程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区域性经济体的出现，加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将严重冲击已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可能会使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暂时的倒退。为此，我们应加快经济的转型，努力扩大内需，减少外贸依存度，减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我们有必要思考我国金融发展的模式问题：为什么德国金融体系不以资本市场为主也能成为世界强国？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走英美之路呢？另外，由于历史数据缺乏且不准确，从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我国金融并不具备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的能力。

　　最后，我们不要过于迷信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国金融业的未来由于没有人真正对金融企业负责最终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对当前的表面繁荣要有清醒认识：金融业的巨额市值、规模和利润更多的是国家高度垄断的产物，是股市贪婪的推动，是金融从业人员，尤其是高官高薪获得和维持的产物，是透支未来收益递延当下风险的结果，本身是不可靠的，更不可能持续的。而金融业的暴利和高薪（2007年平安保险董事长年薪6600万，浦东发展银行员工平均年薪36万，而同期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年薪2万多元）进一步诱发全社会人财物向金融业倾斜：高考高分报考金融专业，理工科高材生毕业改行搞金融，全民致富靠股票，企业发展靠资本运作，每个城市都想建金融中心（最近深圳市给金融企业高官的子女高考加分引起社会强烈反对而被叫停）……这些现象对个人、个别企业城市是无可厚非，但站在国家角度，这是严重的资源配置失衡！政府应认真对待全国金融热问题。

　　跳出金融领域看中国发展战略

　　历史显示：不同国别经济发展的差异与其制度创新相一致，无论穷或富，其经济改变与政治改变基本吻合。英国在现代早期的崛起，缘于其“光荣革命”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改革，后来美国和日本的强大，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成功的经验无一不证明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和国富民强的根本作用。首先，产权改革一定要加快深化。我们不要被眼前国企的表面繁荣蒙住了眼睛，它们的强大不是靠市场的力量，完全是靠绝对垄断，改革到今天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权责利和优胜劣汰机制与过去并没有实质变化，所以，它们注定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其次，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去年24.66万亿元的GDP总量中，有1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中，占GDP总量的44％-45％。而在“文革”发生后的计划经济时代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多都在三分之一以下。这些数字说明，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正在急剧增强，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强大。这是异常的、危险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任何经济体制中，真正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均是由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所推动的。第三，中国经济已陷入一个新的瓶颈，急需政治体制改革给与突破！

　　“教育乃立国之本。”所以，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大计，也是引导中国经济走向强盛的重要途径和长期任务。日本的经验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当今世界上，谁能给予科技人员最好的发明创造空间和政策，谁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家综合国力，谁就会成为当今世界的强者。全球都进入了工业、信息网络、生物基因和纳米技术等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快。在这个科技发展的大潮中，富裕与贫困、落后的差距在加剧，中国最终只有通过全面的科技进步拼搏向前以迎接时代的发展和挑战，并逐渐地融合在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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